人民币汇率突破新关口。
2月12日，离岸、在岸人民币兑美元升破6.9关口，创2023年5月4日以来33个月最高纪录。
汇率波动本属正常，但一些国家却把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归咎于“低估的人民币汇率”。在这种指责声中，某些国家开始急迫呼吁，中国应加快人民币升值的节奏，当前升值速度还远远不够。
这类论调往往有两层预设，一是将汇率波动暗示为中国“可控的操作”，二是把人民币升值直接等同于削弱中国出口的手段。
显然，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知道，汇率既是市场情绪的反映，也受经济基本面的影响。站在新春伊始，我们更需要清楚一件事，这轮人民币升到“6字头”，到底意味着什么？
市场对中国的语气已经变了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先听听市场的声音：
近来，许多国际机构在发布新一年的资产配置建议时，对人民币相关资产的讨论已经从“要不要配置人民币资产”，切换到了“哪些中国资产值得持有”。
这种转变，本身就能揭示人民币升值的关键逻辑。其中一个背景，是美元自身在走弱。
2025年以来，美元指数在多个时间段明显下跌，整体走势处于近年来较弱的状态。
背后一个原因，是美联储持续降息削弱了美元资产的利率优势，也压低了美元的回报预期，为人民币相对走强创造了条件。2025年，美联储年内一共降息3次，每次25个基点，总计75个基点。
与此同时，美国财政赤字扩张、债务规模攀升，叠加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仍处于高位，美元信用基础受到侵蚀。
接下来，哪怕美元汇率出现阶段性反弹，但要恢复持续的强势走势，至少要在基本面、利差和全球信心三方面同时改善。而目前来看，这些条件仍未完全具备。
但仅用“美元走弱”并不足以解释人民币这一轮升值的节奏。观察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走势，可以发现一个关键时间节点——2025年4月9日。
4月9日之前，人民币走势并不明显，有升有降，波动性较高。9日之后，人民币突然扭转此前偏弱势头，开始持续升值。这个节点，与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时间点高度重合。4月10日，中国对美国所谓“对等关税”的反制措施正式生效。当天，美国将对华关税推高至145%，中方随后予以反制。
按常理，贸易摩擦升级往往意味着不确定性上升，汇率更可能承压。但这一次，人民币的走势却反过来了。人民币不仅没有走弱，反而扭转此前偏弱势头，开始持续升值。
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杨长江分析，其中一个原因是外部对中国经济的预期发生了变化。
2025年初，由于美国的关税威胁，国际市场曾有过对中国经济的疑虑。对于中国能否扛住外部压力这个问题，市场一度信心不足。这种预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了人民币汇率走势。
但随着中国反制态度更坚决，尤其在4月，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反制美国所谓“对等关税”的国家之后，市场预期便开始从担忧转向信任。
换句话说，美元走弱提供了外部环境，而4月之后市场预期的进一步变化，影响了人民币升值的具体节奏。
同时，还有三点现实因素在起作用。
第一，宏观政策部署预留了空间。2024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已预判2025年可能出现的外部冲击，在当时便提出要“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做足准备应对各种情况。回看整个2025年，中国经济运行实现稳中求进。第二，汇率传导本身存在滞后效应，订单、合同与定价在短期内不会完全受汇率影响。再加上中国正在从出口终端消费品转向提供中间品，汇率变化并不会轻易让买家取消订单。第三，产业竞争力也在增强。“反内卷”等政策引导下，中国制造业的利润空间在提升，产业结构在优化，企业抵御汇率波动的能力在增强。诸多因素叠加，市场对中国经济的判断更趋稳定，人民币汇率也获得一定支撑。
人民币正从交易货币延伸至资产货币这轮升值的一个特殊之处还在于，境外对人民币的需求正在增长，而且需求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人民币的使用场景在延伸。
要看清这种变化究竟发生在哪，就得先回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需求主要来自哪里。
可以先看看我们对人民币的规划。
在2023年10月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我们首次明确提出了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建设金融强国需要一系列关键要素，其中之一，就是“拥有强大的货币，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外汇市场广泛使用，具有全球储备货币地位”。
这句话点出了国际社会对人民币需求的三个来源：
第一，国际贸易投资中的支付结算。
第二，市场中的交易与配置。
第三，全球央行的储备货币地位。
这轮升值，也说明了人民币在跨境贸易结算中的使用正在增加。
根据官方数据，约30%的中国货物贸易、超过一半的中国跨境交易正在使用人民币结算，比15年前几乎为零的水平有所提升。
这种变化尤其发生在新兴市场。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中，人民币结算比例提升更明显。2024年，对东盟和非洲地区的贸易结算中，人民币结算规模增速分别达到21.8%和35.9%。
一部分人民币结算也正在从欧美主导的SWIFT系统转向中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
2025年，CIPS系统的直接参与者已增至193家，间接参与者1573家，业务可覆盖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
与此同时，人民币在跨境支付中的基础设施正在加快建设。
表现之一，是中国通过海外清算银行网络，以及与全球贸易伙伴的互换机制，增强人民币在海外的可得性和可用性。中国已与超过40个国家和地区签署货币互换协议。
但相比贸易结算，当下更值得注意的变化是人民币的存在感在上升。
一方面，境外投资者总体增持人民币相关资产。
到2025年三季度末，境外持有人民币资产规模增至10.42万亿元，创下近43个月新高。目前，境外投资者持有中国股票的市值超过3.5万亿元，已经是中国股市的重要参与力量。
另一方面，更多发行人开始把人民币当作可选的融资货币。
2025年，中国的境外融资工具，“点心债券”和“熊猫债券”的发行主体也有了延伸。
这是两种典型的人民币融资形式。“点心债券”是指在境外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而“熊猫债券”则是境外主体在国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
近年来，市场主体以多种方式使用人民币进行融资。
虽然这两个市场的总体规模仍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但这种变化本身就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信号。
因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谈人民币国际化，更多聚焦的是第一层，也就是贸易投资。但我们现在谈人民币国际化，已经可以从贸易结算，谈到多种方面了。
一个积极信号是，人民币国际需求的第三个来源——其作为外汇储备货币的比重也在上升。
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在考虑把人民币作为多元化储备货币的一部分。
谭主此前也分析过，虽然人民币在全球储备货币体系中占比仍不算高，但变化正在发生。各国央行正在优化自己的储备结构，增持黄金、增持人民币，本质上是在推进储备资产多元化。
当下，外部环境在变，美元信用动摇；货币地位在变，多元货币在替代美元地位。
回到最初的问题。人民币升到“6字头”，到底意味着什么？
未来汇率仍可能波动，但至少从目前的走势看，人民币正在被更多当作一种可以交易、可以配置、也可以融资的货币。
在这个变化加深的过程中，我们肯定还会遇到挑战。
但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只要我们修好内功，只要我们的经济有韧性，就没有什么坎是跨不过去的。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人民币正在站上一个新的起点。
本文来源于：玉渊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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